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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罗临写《九成宫醴泉铭》。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英文译著《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毕罗书写的陆游诗作《北窗闲咏》选段。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汉学家，中国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主要从事书法学、铭刻与写本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等领域的研究。意大利文著作有《李白，其人其诗》《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英文专著有《孙过庭〈书谱〉综合研究》《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中文专著有《尊右军以翼圣教》，英文译著有张天弓《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在《亚洲专刊》《华裔学志》《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不久前，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启动仪式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书法”学术讨论会上，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将王羲之《兰亭集序》与达·芬奇《蒙娜丽莎》做比较研究。这一中西融通的类比，引发了与会者广泛关注和讨论。“我觉得要把中国书法介绍给西方人，王羲之的作品是一个代表。基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影响力，我认为可以直接将其与西方最有名的绘画之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类比，以此让更多人明白中国书法的文化高度和艺术分量。”说起自己的观点，毕罗侃侃而谈。从喜欢汉字到临习书法，再到研究书法，毕罗与中国书法结缘已逾20载。他于翰墨书林间自在徜徉，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对汉字一见倾心《庄子·天下》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毕罗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见到毕罗，是在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西装革履，温文尔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举手投足间颇有中国传统文人风范。然而这位与中国书法渊源深厚的意大利学者，在大学前并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直到高中毕业，因为我喜欢外语，也对历史感兴趣，就想在大学选一门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专业。一位伯伯建议我选汉语，他说将来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毕罗说，就这样，他在1996年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汉语，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大学第一堂汉语课上，第一次接触汉字的毕罗就对汉字一见倾心。“教材《现代汉语教程》上的字体有黑体、宋体，还有楷体，楷体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形态、这样的布局。”毕罗惊艳于汉字之美。即便只是印刷体，这种饶有手写趣味的东方文字依然让他着迷，课余时间，他常常描摹课本上的汉字。如果说毕罗起初只是纯粹地觉得汉字很美、很有趣，那么来到中国学习的他才开始真正认识书法。1998年下半年，毕罗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他喜欢逛书摊买字帖，还喜欢看大街小巷的灯箱广告，因为灯箱广告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法字体，隶书、行书尤其多。如此丰富的审美空间让毕罗大开眼界，他至今还记得在阜成门看工匠给灯箱刻字的情景。对书法了解越多，毕罗就越渴望学习书法。1999年，毕罗在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书法老师王承雄。自那时起，毕罗开始一边做研究，一边练习毛笔字。直到今天，毕罗依然坚持每天濡墨写字。他说，临写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像在和古人直接“对话”。毕罗最喜欢的书法家是欧阳询，最喜欢的书法作品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碑文用笔方整，字画匀称，法度严谨，高华浑朴，是楷书中的范本。“我的目标是写一手‘九成宫’风格的楷体。”毕罗笑着说。后来，毕罗曾到中国美术学院留学，并前往浙江大学进修，2007年获得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博士学位。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进入专业学者的领域。一本字帖的延展经常临帖不仅是毕罗的个人喜好，也是他研究书法的一种方式。“临帖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大。经典书法作品用笔、结构、章法的微妙，肉眼不一定能察觉，潜心临写才可能有所领悟。”毕罗说。尽管毕罗偏爱欧体，其研究视野却颇广，用他的话说，就是“唐代及唐以前的书法现象都关注”。然而毕罗也不愿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在他看来，中国古人把自己的智慧、思想、情感都写进了书法作品，一本字帖可以延展到当时的人文环境、社会现象等多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更加细微的面目。毕罗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毕罗的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就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书法史。《尊右军以翼圣教》关注《集王圣教序》，其源自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侣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在书中，毕罗运用历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的书风，还考究其立碑的历史背景，探讨其社会文化意义。以书法为切入点，进而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等，是毕罗做学问的一种路径。而毕罗的研究并非从文本到文本，他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相信深入现场可以更好地“靠近”古人。因此自第一次来中国起，他便开始“书法行走”，在中国各地寻访书法胜迹。2018年起，毕罗在《书法》杂志连载了十几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将他的所见所感与读者分享。从湖南祁阳浯溪碑林到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代建筑，在毕罗看来，“书法行走”不仅是观摩碑刻等文物本身，也是感受古代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2019年5月，毕罗参加中国书协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学术研讨会。会后，他穿上汉服，在会稽山下与众多学者“兰亭雅集”，体验“曲水流觞”，并现场挥毫写下自作诗：“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这次绍兴之行，毕罗虽然没有看到书法胜迹，但身处茂林修竹之中的他，仿佛与王羲之有了更多感应。“1000多年前，王羲之看到的风景是否和我一样？”每每谈及此行，毕罗还会想起当时的思绪。受这次活动启发，毕罗开始系统整理王羲之诗作，并于2023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促进中西书法交流在西方汉学家中，专业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并不多见。毕罗有专业学术视角，同时对中外书法交流充满热情。多年来，他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发表出版了多部论文和著作，把中国书法介绍给更多人。在他看来，美是相通的，就像不会乐器的人也能欣赏音乐一样，即便不会写毛笔字，西方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书法的魅力。在采访中，毕罗多次提到“目击道存”一词。他第一次观摩书法老师写字时，曾啧啧惊叹——用笔稳健，笔力遒劲，笔尖扭转跳动，灵动而精妙。毕罗相信，很多西方人也会和他一样，被书法的书写过程所吸引。2022年7月8日，广州美术学院聘请毕罗为该校教授，随后成立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由毕罗担任中心负责人。该中心汇集来自中国、意大利、伊朗、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学者和艺术家，着重培养书法史研究与书法文献翻译方向人才，致力于促进中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除了日常教学，毕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2023年，他的英文译著《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出版，该书翻译自中国学者张天弓对书法术语的简释。毕罗称，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希望该书能够成为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的基本参考工具”。1826年，英国外交官戴维斯把中国书法启蒙教材《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翻译成英文；1879年，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将《兰亭集序》译成拉丁文，收录在他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程》；20世纪初，法国人米约把《草字汇》译成法文，并于1909年在巴黎出版……“100多年前肯定有很多‘毕罗’。”毕罗认为，一定还有像他一样的西方人，在中国和西方书法交流中搭建起桥梁。毕罗喜欢中国书法理论中的“意在笔先”。这启示他，成事要先有“意”，并在漫长的过程中为之不懈努力，做学问如此，促交流亦如此。（本报记者 赖 睿）（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7月04日   第 12 版）

《昆曲口述史》书影。　　安徽文艺出版社供图受访的昆曲旦角名家沈世华在《牡丹亭·游园》中饰演杜丽娘。　　沈世华供图 刘大雁摄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也是首批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到持续热演的“青春版”《牡丹亭》，古老的昆曲不断绽放出别样风采。去年底，历时14载的《昆曲口述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0卷，300余万字，通过对140多位有影响力的昆曲相关人士进行系统深入访谈，记录呈现鲜活个体人生经历和真实历史细节，反映当代昆曲发展的整体面貌和历程，是一项抢救性的重大文化工程。主持人：姚巍  黄敬惟专家（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义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李敬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祯（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梅兰芳纪念馆研究员，《昆曲口述史》主编之一）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主持人：《昆曲口述史》记录了哪些内容？这部书的独到之处有哪些？喻静：《昆曲口述史》是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至课题成果正式出版，整个过程前后历时长达14年。昆曲艺术有着600多年历史，《昆曲口述史》团队用14年坚持完成这部当代昆曲从艺者的自我展示，助力推动昆曲这一传统戏曲的当代延续。《昆曲口述史》的采访对象涵盖了2010年前后活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苏州昆剧院、江苏省昆剧院、浙江昆剧团、湖南省湘昆剧院、永嘉昆剧团等昆曲院团的昆曲从业者，以及相关昆曲艺术和理论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采访和录音、录像。最后呈现在这部口述成果中的昆曲人数总计140余人，其活动分布区域涉及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温州、金华、长沙、重庆、石家庄、高阳等地，为昆曲艺术保存和抢救出了大量珍贵的、鲜活的口述资料。煌煌300万字的资料，足以见证前辈们为昆曲传承所付出的心血、所留下的重托。刘祯：相较于以往及其他研究，《昆曲口述史》在访谈对象方面是迄今为止昆曲口述研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除了昆曲主要院团所在地的艺人，也包括一些草昆（指相对更贴近生活、雕琢较少的昆曲表演形式）与地方戏昆腔中的艺人。从采访对象的身份来看，不仅包括昆曲各行当演员，也包括编导音、曲家、教师、学者和院团管理者等。在我们看来，即使某个剧目可能演得不多、演员也不是很有名气，但只要从剧目表演的传承角度看有研究价值，就应当去采访他们，留下相应的信息以供后人所用。主持人：进行《昆曲口述史》的记录过程中，都有哪些不易？刘祯：《昆曲口述史》的完成，对昆曲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意义。立项后，开完开题会的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一些昆曲老艺人离世的消息，这样的情况在课题完成的过程中时有发生。记得当时我们课题的一个小组准备到浙江海宁采访老艺人周瑞深，打电话相约时，周老先生还对我们表示欢迎，但等到小组赶到浙江，周老先生却已经去世。在本书出版后，我们做了不完全统计，已经有30多位接受采访的老艺术家离世，因此该书是对老艺术家人生经历的重要保存和记录。喻静：在这14年间，有不少已经联络好准备进行口述的昆曲人，没有来得及访谈就不幸离世；还有一些进行口述访谈的昆曲人，没有等到口述成果的出版。这些不可弥补的遗憾，正说明了《昆曲口述史》所做工作的及时、重要，那些曾经在昆曲艺术传承和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我们重逢。探索口述史研究主持人：近年来，口述史是一种颇受关注的研究方法，但也面临一些争议。《昆曲口述史》在完成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探索？谷曙光：十卷本的《昆曲口述史》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它为戏曲的口述史立了一个标杆，代表着戏曲的口述史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中西合璧，树立了可以传世的一种标识和标志。从阅读的层面来说，140余人规模的口述史，好看、耐看，引人入胜，很有亲和力，以故事细节取胜。10本书当中，读者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艺人、曲家进入，反复推敲读出味道、读出感觉。这套书的受众面是广阔的，它呈现出来是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整个剧种多方面、系统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这是一部多个体的生命史，140多个曲家、艺人、研究者，是“多声部大合唱”，让我们得以感受100余年间昆曲艺术发展传承的温度和脉搏。刘祯：口述史是一份宝贵的文献库。与书面记忆不同，口述史有更多细节，可以活化历史情境，也能够校正和补充历史记忆。当然，口述史也存在一些局限。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当事人出自自己的角度会有不同看法和表达。同时，还有书面记忆向个人记忆的渗透和转化，当事人可能阅读报道、阅读各种历史，然后这种记忆会渗到个人记忆，从而被误认为出自个人记忆，这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此外，口述者在表述中，也可能很随机、偶然地或者因某些内在原因对一些历史信息或事件进行隐藏。隐藏的部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的，这是作为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同时，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也不容忽视。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当时在排演过程中，演员并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如今回想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乃至整个昆曲事业和昆曲的发展形成了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口述史的记录和研究中，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值得重视。主持人：《昆曲口述史》的学术和历史价值都有哪些？郭义强：不同于单纯的文字记录，《昆曲口述史》项目包含了很多专业的录音录像材料，这些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李敬泽：从学术角度来看，《昆曲口述史》为开辟更多昆曲研究角度打下了基础，我们应当在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去进行更多考证、比较、甄别、归纳等。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如同开垦出一块田地，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者的不懈耕耘，对此我非常期待。昆曲不仅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更保留着无限生命力和可能性。所以实际上这本书也为展开昆曲当代史叙述提供了良好基础。见证助力昆曲传承主持人：《昆曲口述史》的完成出版对于未来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意味着什么？谷曙光：《昆曲口述史》是与事件史互文、相互勾连的。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还是对李慧娘鬼戏的讨论、批判，再到新世纪青春版《牡丹亭》的热演，乃至于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对这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这些不同角度的讲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剧种100多年来的集体记忆与认同。郭义强：我们常说打造精品，十年磨一剑，但真正花费十年以上功夫打造一部图书并不容易。这套书前后用了14年，采访涉及多个省份，形式包含文字采访、录音、录像，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昆曲口述史》的特点是系统、细致、鲜活，为每位采访对象做采访小结、整理出关键词，不仅展现了工作的认真细致，也为今后作为学术资料使用提供了便利。书中保留了访谈中很多鲜活的内容，原汁原味，生动感人。我想，这套书对从事舞台艺术、戏曲特别是昆曲的年轻一代，具有很好的学习借鉴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项抢救性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对很多年事已高受访者最后的采访记录，堪称珍贵。李敬泽：昆曲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学习昆曲也是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昆曲口述史》不仅采访了名角，也对昆曲发展史中各个环节上的当事人均有所涉及，完整地呈现昆曲艺术百年来的整体生态和发展。昆曲的历史不是封闭的，它应该是面向当代敞开的历史，所以，《昆曲口述史》的出版为我们展开昆曲当代史的叙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7月04日   第 11 版）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开舱仪式现场，科研人员取出月球样品容器准备称重。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近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圆满成功，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月背样品1935.3克。从月球背面采集的土壤有何不同之处？样品的分析和研究将如何开展？从中可以发现怎样的月球奥秘？助力月球“考古”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说，嫦娥六号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经测量，嫦娥六号任务采集月球样品1935.3克。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嫦娥六号从月背采集到的月壤状态和月球正面月壤相比，细腻、松散的状态“似乎不太一样”。迄今为止，人类采集到的10余份月球样品都是来自月球正面。嫦娥六号首次实现月球背面样品采集，有望为研究月球的二分性、完整了解月球的历史提供机会。嫦娥六号采样地点位于月背的南极-艾特肯盆地，这里受到早期撞击事件的抛射，很可能可以挖掘到深部物质，采集到月球深部甚至月幔的样品。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春来分析，此处采集的样品在矿物化学成分上可能与正面样品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为科学家了解月球内部结构和物质成分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李春来说，“研究这些样品有助于揭示月球背面特有的地质构造和物质成分的差异，更全面地理解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实现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开启科研新阶段近日，嫦娥六号任务月球样品正式交接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入住”月球样品实验室，地面应用系统的科研人员将按计划开展月球样品的存储和处理，启动科研工作。这标志着嫦娥六号任务由工程实施阶段正式转入科学研究新阶段。中国科学院表示，将认真做好月球样品的存储、制备和处理，继续以月球样品研究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夯实各类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广泛汇聚科研力量，加快实现原始创新重大成果产出。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从月球带回1731克月壤样品，这是人类首次获得的月表年轻火山岩区样品，也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地外天体返回样品。截至目前，国家航天局已向国内131个研究团队发放7批次共85.48克科研样品，产出科技论文100多篇，在月球样品的基础物理特性、物质组成、晚期火山活动以及月表太空风化和羟基水等方面，刷新了人类对月球科学的认识。例如，通过测定月壤样品形成年代，将月球火山活动结束时间推迟约8亿年，还发现了月球第六种新矿物“嫦娥石”等。对嫦娥五号月壤的研究，推动了中国行星科学的发展，培养了行星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初步形成科学、技术、工程融合创新发展。“有了嫦娥五号月壤研究的积累，我们对嫦娥六号样品研究充满期待，也满怀信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贺怀宇说。共享共用探测成果嫦娥六号任务搭载了多台国际载荷，包括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法国氡气探测仪、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巴基斯坦立方星等，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其中，嫦娥六号探测器实施近月制动后，巴基斯坦立方星成功分离，拍摄并成功回传了月球影像图，中国国家航天局也向巴方交接了立方星数据。法国氡气探测仪的探测任务成功完成，成为月球背面的“永久”居民。嫦娥六号任务期间，中法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与科技人员组成合作团队，在国家天文台参与氡气测量仪的运行工作，这是中法在深空探测领域的首次合作。针对嫦娥六号样品及数据的国际合作，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负责人刘云峰表示，国家航天局先后制定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和月球样品及科学数据的国际合作实施细则，详细公布了月球样品研究的申请流程和开展月球样品国际合作的具体信息。中方欢迎各国科研人士按照有关流程提出申请，共享惠益。嫦娥六号任务之后，中国还将实施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任务。嫦娥七号的任务主要是对月球南极部分的资源进行勘察，嫦娥八号则将对月球资源的原位利用开展技术验证。后续中国还将与国际同行共商共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共享、共用月球探测成果。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已经遴选了6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任务向国际社会提供约200公斤的载荷搭载空间，已收到30余份合作申请。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中，国家航天局已经与1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就未来项目的任务、设计、联合实施和科学数据共享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卞志刚说，后续嫦娥七号、嫦娥八号，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天问三号等任务正在按计划推进。“我们期待与更多国际同行携手，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本报记者 刘 峣）《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7月04日   第 09 版）

领英面向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举办的求职培训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日前，启德教育在京发布《2024中国学生留学白皮书——本科篇》，其中数据显示，八成以上学生均有本科留学期间的实习规划。实习是留学期间提升个人能力、明确职业规划的重要一环。在国外有哪些找到实习机会的途径？求职有什么技巧？本报记者采访了几名有经验的学生，帮助学子找到心仪岗位。提早进行准备李嘉明在美国读大学，大二开始他便着手找实习。李嘉明说：“我想进咨询行业，其中的案例面试不仅要求求职者能逻辑清晰地阐释问题，还需要和小组成员‘打配合’，展现团队合作能力，这需要反复练习。我在学校的网站上找到了有相同求职意向的同学一起练习，也报名参加过各种模拟面试活动，希望能尽快收到心仪的录取信。”“在日本实习求职，需要提前1年开始准备。”丁婷毕业于日本立命馆大学，据她介绍，日本的实习种类通常分长期和短期。“长期实习具体时间没有限制，短期实习时长一天甚至半天，目的是让求职者提前感受公司氛围，了解公司文化。学生可以借此进入不同行业，多体验、多选择，我刚入学时就意识到要为找实习行动了。”丁婷介绍。“准备实习的过程中，我更加明确了自身优势，尽早确定职业目标。”李嘉明说，“之前，我想去做行研相关的实习，在和学长等前辈交流后得知行研岗位偏好理工科背景的人，且需要做很多数据分析的工作。我不喜欢数学，更擅长沟通表达，适合与人打交道，因此放弃寻找行研岗位。”“在美国找实习，面试准备不容小觑，因此提前练习很有必要。”在美国留学的刘雨露说，“其实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日常对话没问题，但在面试这个特殊场景下，想要流利娴熟地表达并且脱颖而出，还是有难度。我在面试前先自己进行口语训练，这可以提前熟悉英语交流的感觉。当然，增加面试经历很有帮助，我会不断总结经验、调整自己，下次回答时就能更加有条理。”拓宽社交人脉在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读数字传媒管理的韩昊阳讲述了自己的求职过程：“刚开始，我在网上搜索岗位，然而数量有限，尤其是好的岗位竞争激烈，投递之后，简历石沉大海。”发愁之际，韩昊阳向一位学姐寻求建议，得知了很多优质职位信息，帮他找到了现在的实习工作。“其实，留学生可以用好职业社交平台、校友通讯录，同时积极参加校友活动，这能帮助大家第一时间获得实习机会、前辈的内推以及业内人士的指点，少走弯路。”韩昊阳说。“很多时候，和已经工作的前辈聊天能得到新鲜资讯。”李嘉明分享了自己的心得，“比如公司的实习岗位信息可能在还没放出之前，就有内部推荐的名额了。有时，岗位的真实需求、团队的做事风格不会写在招聘信息上，而和前辈直接沟通能知道情况。”李嘉明分享了自己的社交经验：“在活动中如果遇到前辈，除了要主动、大胆地推荐自己，表达想要入职的意愿外，还要展现真诚和靠谱。比如在见面前对对方的公司、行业有足够的了解，不浪费对方时间；如有求职进展，在第一时间发信息告诉对方结果，感谢帮助等。”“对留学生而言，‘Networking’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它指通过社交人脉为自己引荐工作、学习的机会。”刘雨露说，“相比于机会较小的海投，我认为‘Networking’最大的作用是让简历被雇主看见，增加被邀请面试的机会。除了通过校友间社交活动，还可以通过‘coffeechat（非正式面谈）’、职场社交平台等方式直接链接目标企业的工作人员，向他们推荐自己。”利用学校资源不久前，李嘉明参加了企业在学校办的招聘会。“许多企业的实习岗位会优先通过校内招聘会来寻找面试人选，这是获得实习的重要途径。校内招聘会是一场大型群面活动，越抢手的公司，当天排队的同学越多，因此早点起床去十分有必要。”李嘉明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我认为在参加招聘会之前，要提前了解情况，然后直奔最想去的公司及岗位，节省时间。注意把握好自我介绍环节，想办法让对方记住自己，可以举一些过往经历中生动的例子，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结束时，建议大家礼貌询问对方的名片或者邮箱，便于之后了解岗位进展。”说起自己的求职过程，刘雨露提到，借助学校就业中心的资源也是留学生寻找实习机会的较快途径。刘雨露说：“我所在学院的职业发展中心和很多企业都有联系，学生把简历上传到职业发展中心的网站，企业在另一端可以看见。这家公司觉得我的经历匹配他们的招聘需求，就通过职业发展中心直接联系了我。”记者了解到，很多国外大学的就业中心就像一个海量信息枢纽，不仅能帮学生链接到海量职位，还会提供优质求职平台账号。除此之外，它的服务具有延展性，不限于办讲座、搞模拟面试，如果学生去主动沟通，还可能被安排个性化服务。对此，刘雨露有相同体会：“学校职业发展中心还有专门负责招聘的老师，我将简历发给他，他不仅帮我修改、润色，还对我后续面试提了不少有用的建议，帮助我顺利入职。”（本报记者 周姝芸）《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7月04日   第 08 版）

观众在第三十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上合组织国家展台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正茂（左一）与哈萨克斯坦专家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参加农业技术援外培训的学员接受现场实训。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供图农业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2020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下称“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称“杨凌示范区”）正式揭牌，逐渐成长为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合作的“样板间”。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立以来，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才培训、技术推广、科技合作和经贸促进工作，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友谊的种子正在结出甘美果实。打造培育农业人才“新课堂”“很高兴来到中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农业新科技。”不久前，来自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土壤、农业化学和生态学教研室的教师叶尔塔耶娃·扎依娜古丽，来到位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的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参加发展中国家水土保持与旱作农业研修班。和她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等13个国家及非盟的近60名学员。研修班为期约半个月，不仅有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旱作农业、现代农业等方面知识进行授课，还组织学生实地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西安爱菊粮油集团等农业实训基地和涉农企业。最让扎依娜古丽印象深刻的，是在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智能温室内看到的景象：绿油油的叶菜生机勃勃、彩色小番茄挂满枝头，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这里得到深度应用。她说：“我十分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将把在中国学到的农业科技带回我的国家。”在杨凌，像扎依娜古丽这样参加培训的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官员、技术人员和学者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杨凌示范区已举办农业援外培训43期，培训人员2000多名；开展远程技术讲座37期，3.7万人次在线参与学习中国农业技术。除了技术培训，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牵头的农业教育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依托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等涉农人才培养平台载体，与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高校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1200多名。两年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穆尼萨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习遗传和作物育种专业。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她说，留学期间她先后参与实验室工作和实地研究，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对待农业的满腔热情和责任感，这坚定了她为农业领域作出贡献的决心。穆尼萨介绍，塔吉克斯坦被称为“高山之国”，境内九成以上地区为山地。谈及未来，她表示：“我将把获得的知识应用于研究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作物，促进塔吉克斯坦农业可持续发展。”“目前，我们已形成扶贫专项培训、农业技术援外培训、留学生培养和设立海外分校等4种培养方式，培训出数以千计的农业科技人才，为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马静说。打开科技示范推广“新窗口”缺水，是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随着来自中国的节水灌溉系统在中亚国家逐渐运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朱德兰，和她的团队将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带到了这里。利用新系统，这里的农作物产量提高了30%，用水量却节省了一半，成本减少了40%。当地农民内比江说：“用上这套由太阳能驱动的灌溉控制系统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停电了，同时水肥等投入也减少了。”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张正茂教授前往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图尔根的上合农业示范园，指导园区的农作物管护工作。这里曾经土地盐碱化较为严重。张正茂将改良后的小麦品种引入种植，几年来，他和同事数十次往返于中哈之间，最终在当地人认为不能种粮食的地方种出了粮食，并且比当地肥沃土地的小麦产量还要高。“经过几年发展，我们与当地政府、农场主和中国企业共同探索出了一条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发展的新路，这就是坚持科技引领、企业主体、多方协同、市场导向。”张正茂说。科技示范推广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杨凌示范区围绕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需求，加强技术输出援助，先后派出190余名专家，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通过合作建立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快推动中国优势农业技术“走出去”。科技示范推广的成效十分显著。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小麦示范园开展的品种对比试验中，来自中国的品种最高可增产60%；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苹果示范园，采用中国矮砧集约栽培技术种植的苹果，亩均增产300公斤以上；在巴基斯坦，通过培育杂交水稻、推广菌草技术、引进中国花椰菜种子、种植辣椒，巴农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各成员国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合作，通过交流农业技术和解决方案、扩大农产品贸易、提高粮食生产、提升农产品储存和加工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等举措，共同确保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搭建农业交流合作“新桥梁”6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日”招待会暨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倡议五周年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中，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特色产品展示品鉴活动受到参会代表欢迎。大家或端着特色果汁、葡萄酒慢慢品味，或拿起火龙果、甜瓜感受甜蜜的味道，或品尝巴基斯坦的黄油曲奇饼干、伊朗的夹心糖，在特色产品中品味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风味。小小的特色产品背后，是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舞台。从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到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从中国—中亚农业部长会议到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从陕西特色商品展览会到中亚（陕西）农产品交易推介会（订货会）暨首届中亚—陕西苹果节……目前，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开展多边机制化交流活动35场次，为开展农业各领域务实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随着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活动落户，杨凌的知名度持续提升。如今，消费者来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中国商品交易中心时，常会到上合生活馆塔什干会客厅和康复路小商品国际贸易展销中心逛逛。前者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首个海外会客厅，汇集了包括农机装备、灌溉设备、特色农产品、日用百货等上百种陕西特色产品，后者则汇聚了西安市新城区康复路商圈20余家大型综合性商贸市场提供的20个大类300余项优势货品。“这里已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在乌的‘娘家’，孵化助推产能合作、经贸往来的平台作用越来越大。”作为两个中心的推动者，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兵成就感满满。在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一系列农业交流合作平台的带动下，依托杨凌自贸片区、综合保税区的叠加动能，杨凌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农业经贸活动日益增多。去年，杨凌进出口贸易额达10.88亿元，最近5年平均增长20%以上。“接下来，杨凌将持续推动农业领域制度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打造国家农业开放和产业合作试验区。同时，积极探索开展上合组织国家间农业标准化交流合作，打造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通道。”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史高领说。（本报记者 彭训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7月04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