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人物)

毕罗临写《九成宫醴泉铭》。

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

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

英文译著《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

毕罗书写的陆游诗作《北窗闲咏》选段。

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汉学家,中国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主要从事书法学、铭刻与写本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等领域的研究。意大利文著作有《李白,其人其诗》《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英文专著有《孙过庭〈书谱〉综合研究》《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中文专著有《尊右军以翼圣教》,英文译著有张天弓《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在《亚洲专刊》《华裔学志》《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不久前,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启动仪式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书法”学术讨论会上,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将王羲之《兰亭集序》与达·芬奇《蒙娜丽莎》做比较研究。这一中西融通的类比,引发了与会者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觉得要把中国书法介绍给西方人,王羲之的作品是一个代表。基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影响力,我认为可以直接将其与西方最有名的绘画之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类比,以此让更多人明白中国书法的文化高度和艺术分量。”说起自己的观点,毕罗侃侃而谈。

从喜欢汉字到临习书法,再到研究书法,毕罗与中国书法结缘已逾20载。他于翰墨书林间自在徜徉,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对汉字一见倾心

《庄子·天下》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毕罗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见到毕罗,是在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西装革履,温文尔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举手投足间颇有中国传统文人风范。

然而这位与中国书法渊源深厚的意大利学者,在大学前并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直到高中毕业,因为我喜欢外语,也对历史感兴趣,就想在大学选一门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专业。一位伯伯建议我选汉语,他说将来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毕罗说,就这样,他在1996年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汉语,开始接触中国文化。

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大学第一堂汉语课上,第一次接触汉字的毕罗就对汉字一见倾心。“教材《现代汉语教程》上的字体有黑体、宋体,还有楷体,楷体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形态、这样的布局。”毕罗惊艳于汉字之美。即便只是印刷体,这种饶有手写趣味的东方文字依然让他着迷,课余时间,他常常描摹课本上的汉字。

如果说毕罗起初只是纯粹地觉得汉字很美、很有趣,那么来到中国学习的他才开始真正认识书法。

1998年下半年,毕罗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他喜欢逛书摊买字帖,还喜欢看大街小巷的灯箱广告,因为灯箱广告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法字体,隶书、行书尤其多。如此丰富的审美空间让毕罗大开眼界,他至今还记得在阜成门看工匠给灯箱刻字的情景。

对书法了解越多,毕罗就越渴望学习书法。1999年,毕罗在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书法老师王承雄。自那时起,毕罗开始一边做研究,一边练习毛笔字。直到今天,毕罗依然坚持每天濡墨写字。他说,临写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像在和古人直接“对话”。

毕罗最喜欢的书法家是欧阳询,最喜欢的书法作品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碑文用笔方整,字画匀称,法度严谨,高华浑朴,是楷书中的范本。“我的目标是写一手‘九成宫’风格的楷体。”毕罗笑着说。

后来,毕罗曾到中国美术学院留学,并前往浙江大学进修,2007年获得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博士学位。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进入专业学者的领域。

一本字帖的延展

经常临帖不仅是毕罗的个人喜好,也是他研究书法的一种方式。“临帖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大。经典书法作品用笔、结构、章法的微妙,肉眼不一定能察觉,潜心临写才可能有所领悟。”毕罗说。

尽管毕罗偏爱欧体,其研究视野却颇广,用他的话说,就是“唐代及唐以前的书法现象都关注”。然而毕罗也不愿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在他看来,中国古人把自己的智慧、思想、情感都写进了书法作品,一本字帖可以延展到当时的人文环境、社会现象等多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更加细微的面目。毕罗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

毕罗的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就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书法史。《尊右军以翼圣教》关注《集王圣教序》,其源自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侣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在书中,毕罗运用历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的书风,还考究其立碑的历史背景,探讨其社会文化意义。

以书法为切入点,进而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等,是毕罗做学问的一种路径。而毕罗的研究并非从文本到文本,他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相信深入现场可以更好地“靠近”古人。因此自第一次来中国起,他便开始“书法行走”,在中国各地寻访书法胜迹。2018年起,毕罗在《书法》杂志连载了十几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将他的所见所感与读者分享。

从湖南祁阳浯溪碑林到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代建筑,在毕罗看来,“书法行走”不仅是观摩碑刻等文物本身,也是感受古代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

2019年5月,毕罗参加中国书协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学术研讨会。会后,他穿上汉服,在会稽山下与众多学者“兰亭雅集”,体验“曲水流觞”,并现场挥毫写下自作诗:“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这次绍兴之行,毕罗虽然没有看到书法胜迹,但身处茂林修竹之中的他,仿佛与王羲之有了更多感应。“1000多年前,王羲之看到的风景是否和我一样?”每每谈及此行,毕罗还会想起当时的思绪。

受这次活动启发,毕罗开始系统整理王羲之诗作,并于2023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

促进中西书法交流

在西方汉学家中,专业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并不多见。毕罗有专业学术视角,同时对中外书法交流充满热情。多年来,他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发表出版了多部论文和著作,把中国书法介绍给更多人。在他看来,美是相通的,就像不会乐器的人也能欣赏音乐一样,即便不会写毛笔字,西方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书法的魅力。

在采访中,毕罗多次提到“目击道存”一词。他第一次观摩书法老师写字时,曾啧啧惊叹——用笔稳健,笔力遒劲,笔尖扭转跳动,灵动而精妙。毕罗相信,很多西方人也会和他一样,被书法的书写过程所吸引。

2022年7月8日,广州美术学院聘请毕罗为该校教授,随后成立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由毕罗担任中心负责人。该中心汇集来自中国、意大利、伊朗、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学者和艺术家,着重培养书法史研究与书法文献翻译方向人才,致力于促进中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除了日常教学,毕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2023年,他的英文译著《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出版,该书翻译自中国学者张天弓对书法术语的简释。毕罗称,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希望该书能够成为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的基本参考工具”。

1826年,英国外交官戴维斯把中国书法启蒙教材《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翻译成英文;1879年,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将《兰亭集序》译成拉丁文,收录在他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程》;20世纪初,法国人米约把《草字汇》译成法文,并于1909年在巴黎出版……“100多年前肯定有很多‘毕罗’。”毕罗认为,一定还有像他一样的西方人,在中国和西方书法交流中搭建起桥梁。

毕罗喜欢中国书法理论中的“意在笔先”。这启示他,成事要先有“意”,并在漫长的过程中为之不懈努力,做学问如此,促交流亦如此。(本报记者 赖 睿)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7月04日   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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