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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研学，一些孩子还特地系上红领巾。本报记者 尹婕摄家长带着孩子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参观。邹新江摄（人民图片）近年来，甘肃敦煌依托历史文化，大力发展文化研学。图为学员在鸣沙书院研学教室临摹敦煌壁画。张晓亮摄（人民图片）这个暑假，博物馆、红色场馆、科技馆、手工坊，甚至是田间地头，常可见大批参与主题研学的大中小学生。在游中学、在学中游的研学游被称为“行走的课堂”，已成为广大青少年了解历史、品味文化、读懂山河的重要途径。“一趟意义不凡的旅程”8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记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遇到多组家庭，他们来自河北、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不约而同地将这里作为北京之行的第一站，怀着共同的心愿：和孩子一起深入了解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来自江苏无锡的四年级学生张嘉洛还特地系上了红领巾。当天10时30分，定时讲解开始，讲解员身边迅速聚集起一大群观众，张嘉洛和父母也在其中，他们安静地聆听讲解，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不少孩子手里还拿着笔和本，不时记录下印象深刻的细节。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有6场这样的定时讲解，每一场都有很多观众参与。“这是一趟意义不凡的旅程。”张嘉洛爸爸说，“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了解抗战历史，趁着暑假，带孩子参观红色场馆，让他亲眼看看革命文物、听听讲解员的讲解，相信会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很多红色研学游参与者的初衷。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被“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天四夜、保卫四行仓库的故事所震撼；在山东枣庄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驻足于一面布满弹孔的墙体前，感悟中国将士寸土不让的精神；在江苏淮安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馆，透过锈迹斑斑的枪支想象当年战斗的激烈……暑假期间，全国多个红色景点迎来游客潮，红色研学游为多地旅游市场增添亮点。走进“山水之间”在老师的指导下仔细观察山脉的走向、颜色，揣摩一番后落笔。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里，一群手捧画本、盘腿而坐的学生，正认真地进行创作。这个美术主题研学小团队共有5名队员、2名老师，完成七彩丹霞绘画创作后，他们还将前往山丹马场继续研学活动。张掖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段，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是许多游客到甘肃旅游的必游之地。近年来，这里又成为研学游的热门选择。5月，当地举办“丝路明珠·彩虹张掖”研学旅游资源推介会，全面展示张掖地质奇观、民族文化、生态环保、红色教育等研学旅游资源，并搭建校地合作新平台，建设优质研学实践基地，打造主题鲜明的精品研学路线。目前，当地已有26个旅游景区（景点）、部分重点乡村旅游村及旅游企业成功入选张掖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评估认定名单，占全市研学基地总数的60%以上。丹霞国家地质博物馆、芦水湾、七彩丹霞、平山湖大峡谷等重点旅游景区纷纷开展研学旅行项目，研学旅行基地建设日臻完善。暑假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梨园口战斗遗址、七彩丹霞、山丹马场等地吸引众多研学团队。各地根植于“山水之间”的研学项目备受欢迎，例如，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吸引游客前往感受自然与农耕文明；广西崇左的德天跨国瀑布，凭借优良生态“出圈”；陕西秦岭的珍稀动植物让游客连呼“不虚此行”。与前沿科技“亲密接触”8月底，“科技探索·未来筑梦”2025年贵州省毕节市青少年科普研学夏令营活动启动，学员们走进毕节市科学技术馆、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命科学馆，了解航空航天、人体生命构造等相关知识。参与体验后的学员纷纷表示“很酷”。这个暑期，拼接战斗机模型零件、编写代码、体验模拟无人机派送等一系列“科技味儿”十足的研学活动，受到众多研学游客及家长欢迎，不少地方还专门推出科技主题研学产品路线，方便参与者与前沿科技“亲密接触”。日前，2025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启动，以“AI在浙江：寻找身边的人工智能”为主题，聚焦智慧城市、生命健康、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四大应用场景，生动呈现人工智能如何深度融入百姓生活、赋能产业发展、助推社会进步。现场还发布了百余条“citywalk”科普研学路线，并重点推荐了“杭城机甲探秘：从仿生到智能的机器人之旅”“虚实共生：浙江元宇宙智能体验路线”“AI驾道：从汽车制造到未来出行之旅”等10条路线。据介绍，公众在高德地图检索“浙里科普”，还可一键导航至全省1000多家科普基地，个性化规划一场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备的城市探索之旅。业内专家徐华玉指出，中国研学旅行从早期以山水观光为主的简单课堂补充，逐渐发展为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未来，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等都将成为科技研学的热门内容。（本报记者 尹婕）《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01日 第 12 版）

近日，2025年首列天津港经霍尔果斯直达塔什干的中亚班列从天津港物捷三堆场发车。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8月6日，“上合之约·丝路津彩”上合国家青年学生“万花筒”文化市集在天津举行。图为青年学生体验书法。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7月11日，嘉宾在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上体验操控人形机器人。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中国天津举办。海外媒体聚焦海河之滨，关注天津峰会如何擘画上合组织发展蓝图、凝聚“上合组织大家庭”合作共识。各方期待，上合组织国家通过天津峰会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激发合作动能，发出共同声音，采取联合行动，为本地区各国人民创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谐友好的良好环境。一次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峰会天津峰会是中国第五次主办上合组织峰会，也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拉美社报道，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天津峰会将是一次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峰会，引领上合组织迈入更加团结、更重协作、更富活力、更有作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印度教徒报》等外媒也关注到天津峰会的规模。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认为，天津峰会将有助于加强地区安全并提升上合组织影响力。《印度教徒报》称，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方呼吁开展区域合作，彰显了推动合作共赢、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立场。塔斯社日前援引上合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的话说，上合组织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其原则，即“上海精神”。他表示，“所有成员国都非常尊重不同观点，努力围坐在一张没有‘尖角’的圆桌旁，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共同发展的公分母”，这为如何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树立了典范。巴基斯坦《国家报》刊登巴基斯坦首任上合组织国家协调员巴巴尔·阿明的文章指出，天津峰会将彰显上合组织的重要作用：成为欧亚大陆、中国、南亚和东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石。为地区安全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成为当今世界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随着天津峰会举办，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的最新成果。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货物贸易额达到2931.8亿美元，同比增长1.8%。近五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接连突破3000亿、4000亿、5000亿美元，并于2024年达到512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哈萨克国际通讯社报道，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稳步推进。截至今年6月，中国对其他成员国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投资项目从能源矿产、冶金化工、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逐步向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拓展。美国《外交家》杂志指出，上合组织为成员国提供了开展双边合作的重要渠道，具备管理冲突和促进对话的能力。在反恐、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对话等领域，上合组织积极推动交流合作，为地区安全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面对逆全球化挑战，上合组织致力于弥合地区差距和全球分歧。”巴基斯坦《每日时报》刊文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超过25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贸易的25%。随着成员国之间不断深化合作，贸易额将进一步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报道称，随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其有效推动国家之间合作的能力不断增强，上合组织将重塑地区未来，并确保欧亚大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对上合组织的贡献有目共睹天津峰会是中方今年最重要的元首外交和主场外交活动之一。多家外媒赞赏中方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张，高度关注中方支持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合作的新举措新行动。“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将在重塑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发挥关键作用。”阿富汗哈马通讯社发文称，在天津峰会上，中国继续推动成员国在经济发展、安全和地缘政治战略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深化合作。《哈萨克斯坦真理报》总编辑萨比特·马尔德巴耶夫表示，中国对上合组织的贡献有目共睹。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上合组织国家一样，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合作，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提供了经验与机遇。巴基斯坦《国家报》刊文称，中国担任上合组织2024至2025年度轮值主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围绕2025年“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这一主题，在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包括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开展一系列合作与行动。“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上合组织在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安全合作和文明对话等领域提供灵感。这三大全球性倡议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已融入上合组织的独特架构和多边精神中。”《国家报》说。（本报记者 李嘉宝）《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01日 第 10 版）

近日，在宁夏吴忠红寺堡区杨柳村，笔者认识了一位农民马志瑞。他同笔者侃侃而谈：从各类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实时价格，到滴灌、覆膜的具体操作，再到直播电商等销售渠道……简直就是农业“万事通”。让人意外的是，他并非土生土长的“老把式”，而是机械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今年36岁的他，几年前通过公开选任成为“村级事务管理人员”，随后在这扎下根，边干边学，带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赚了钱，还被选为村干部。提起村子的未来发展，他有一箩筐新想法、满身的干劲。放眼全国，这样的例子正不断涌现。有返乡青年借助专业知识，摸索出适宜本地种植的经济作物，给村民们增收；有年轻村干部凭借“网感”，带村里留守老人拍视频，开启电商带货；还有创业者引进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新型业态，盘活乡村资源……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手握其他机遇，却主动选择了“农民”这个职业。这里的“农民”，早已不是“靠天吃饭”的传统形象，而是适应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需要的“新农人”。他们有文化，拥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具备不断学习的意愿和能力；他们懂技术，掌握直播带货、智能农机操作、物联网监测等现代农业技术；他们善经营、会管理，能够敏锐感知市场需求、把握产业发展趋势，据此作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带动其他村民增收致富。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农业收益较低、生活环境较闭塞、社会地位不高等原因，当农民，往往不是一个理想的就业选择。许多人寒窗苦读只为脱离农民身份，不愿在掌握知识与资源后返乡归田。伴随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这样的情形开始出现改变。如今，无论是乡村全面振兴，还是数字乡村建设，“人才”的重要作用都不言而喻。今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17个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除了引领产业发展，人才涌进乡村还能优化基层治理，借助数字村务平台整合乡村事务流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推动文化传承，深度发掘本地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文化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如何让“农民”成为更有吸引力的职业？首先，要保障这份职业的成长性，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毕竟，许多年轻人既然选择当“农民”，就绝不是想“躺平混日子”，而是怀揣着一颗追求进步、振兴乡村的赤诚之心。可以与互联网平台、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密切合作，引进充足、优质、前沿的学习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提供智慧农业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策划、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定制化课程，探索专家结对等创新培养模式，让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其次，要优化乡村营商环境，为新农人提供干事创业的宽阔舞台。比如设立专项基金，解决创业融资难题；完善激励机制，建立以实绩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推行“技术入股”“分红激励”等模式。最后，还要提供物质条件方面的兜底保障。包括落实住房补贴、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优惠政策，持续改善乡村道路、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推进乡村教育、医疗等资源提质升级，让人才在乡村享受与城市同质的生活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意扎根乡村的人才，选择“农民”这份职业，形成“群贤毕至”的局面，将源源不断的动力注入乡村这片希望的田野。（霍旻含）《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01日 第 08 版）

王玉华（左）在采访老兵孙春林。陈旻摄《最后一个军礼》。王玉华摄姚振锋（左四）与老兵来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厉飞摄抗联老兵和大学生一起高唱《露营之歌》。姚振锋摄郭宏伟（左）在为抗战老兵整理衣装。王保军摄抗战老兵郝云雷。郭宏伟摄史云鹏（左一）和4名老兵合影。肥城市委宣传部供图老兵写给青年的寄语。史云鹏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日战争中，一批批青年人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走上战场，谱写了一部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壮烈史诗。多年来，全国各地多名摄影师长期跟拍抗战老兵，用光影展现老兵英姿。本版特推出“他们，用光影为英雄立传”专刊，邀请4名摄影师分享他们的拍摄故事与感悟，从记录者的视角描摹抗战老兵的英雄气概，带我们一起致敬先辈血捍山河的信仰之力，汲取矢志奋斗的精神之光。——编者摄影记者王玉华—— 文献摄影让老兵形象更饱满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修行。作为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工作的摄影记者，自2013年底开始，我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深入农村、社区，探访医院、养老院，对生活在金坛以及北京、上海、福建等地，曾在江苏茅山地区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进行抢救性采访，以文献摄影的手法拍摄了77名抗战老兵。文献摄影的手法要求我必须走进历史深处，走进老兵内心，将“环境肖像”“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努力把抗战老兵拍摄得坚毅伟岸、凝重肃穆。为了呈现一名老兵，我一般需要多次采访，拍摄的照片少则几百幅多则上千幅。拍摄1944年加入新四军的老兵夏锡生时，我去到夏老家里采访了不下10次，他仅头部就有3处子弹伤：一处是子弹将帽子打飞从头顶擦过，一处是子弹从后脑勺脖颈处擦过，最惊险的是一枚子弹从口中穿入、脸颊穿出。每次采访老兵都是一次心灵洗礼。拍摄时，我总是先交流，后琢磨，再拍照——找好自然光线，调整构图，不仅注意人物外形，更注意人物眼睛，在瞬间的抓拍中，通过眼睛来表达老兵的个性与风骨。2014年9月，采访91岁抗战老兵孙春林时，老人激动地回忆起带着5公斤炸药深夜炸毁侵华日军碉堡，炸死10多个日伪军，还缴获两挺机枪等武器的故事。老人越讲越兴奋，我迅速调整相机参数，捕捉这份纯粹的情感。我深知，摄影不仅是记录，更是情感的共鸣。拍摄照片《最后一个军礼》时，92岁的丁炳生由于身体不好已经卧床一周，但在采访结束时，他却庄重地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我赶紧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时刻。拍摄肖像时，我讲究正反向留白，让人物照片看起来有雕像的庄严和层次感，让画面的故事性和情感张力带给观众更多的观赏空间。这些年，在人物肖像的基础上，我展开二次创作，记录老兵们的生活状态，呈现他们与家人、社会的联系。我还注意收集老兵们的老照片、证件、勋章奖章、回忆录手稿等资料，同时录制口述音频及视频，让文献摄影不再只是一张记录历史痕迹的照片，而是更为丰富的文献档案集，让英雄形象更加饱满。今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将这些资料汇编成摄影集。今年7月以来，我还分别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常州美术馆等地举办《丰碑——抗战老兵视觉文献展》。时至今日，我拍摄采访过的77名抗战老兵，尚有6名健在，其中，最年长者104岁，最年轻者97岁。越是走近这些老兵，就越为他们的人格和境界着迷，那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高风亮节，那种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让人肃然起敬！每一次按下快门，我都感觉到一种心灵的共振。记录老兵生命质感是我摄影的灵魂所在，也为我留下了许多感悟：一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三是珍爱和平，面向未来。（本报记者尹晓宇采访整理）退役军人姚振锋——照片在，精神就在拿起相机的第30年，我依然会为镜头里的画面热泪盈眶。当101岁的抗战老兵王凤和颤巍巍举起右臂，敬出标准军礼时，快门声仿佛与历史的回响重叠——这是我拍摄的第279名老兵。1995年刚拿起相机时，我镜头里是部队训练场上战士的汗水、硝烟以及边海防一线的星辰大海。直到2014年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仪式上，一名老兵颤抖着敬礼，呢喃道“战友回家了”，那未被定格的瞬间成了我毕生遗憾。正是这份遗憾，让我把镜头转向了这一个个“活着的历史”。2021年，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时，我终于捕捉到4名老兵共同敬礼的画面。后来，那张照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走进”了沈阳的大中小学，我忽然懂了：影像能传递永不褪色的精神。与老兵深交后，我发现他们藏着共同的遗憾——“一辈子没穿过军装拍张军礼照”。志愿军老兵金东辉拍摄时没穿军服，他说退伍后几经搬家，军装不慎遗失。老人落寞的眼神刺痛了我，我辗转联系，复刻了一套志愿军军装。当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像熄灭多年的火炬被重新点燃。那瞬间我明白，我的镜头不仅要记录容颜，更要记录历史，让英雄有“像”。为了拍好这些老兵，我背着器材翻过山沟、蹚过泥泞，哪怕顶风冒雨走一小时山路也值得——他们的故事，不能随岁月流逝。每次和老兵的拍摄与交流都是一次精神洗礼。“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和抗联老兵杨振国一起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时，他触景生情，动情地唱起《露营之歌》。杨振国14岁背着干柴进山参加抗联队伍，每天吃的是野菜和松果，每次战斗都要更换一次营地，他说：“这首歌我唱了80多年，看着这露营场景，很是想念他们，好想把胜利80年的喜讯告诉长眠在白山深处的同志们啊。”这些年，我不仅是摄影师，更成了“历史摆渡人”。陕西的战友许骋委托我寻找烈士大伯的名字，我在烈士陵园拍了20多张照片给他，看着屏幕那头“找到了”的消息，我知道这些影像正在连接过去与现在。一个人的经历是故事，一群人的经历是历史。退役后，我和志愿者们完成了57名老兵的口述采访，整理出20余万字的战斗故事。我带着这些照片和故事走进了100多所学校和社区。看着孩子们围着照片追问“爷爷当年怎么打胜仗”，我总会想起老兵们的话：“我们把仗打完了，你们就不用打了。”现在的孩子们或许不懂冻土豆的滋味，但透过照片里的皱纹与勋章，他们能触摸到信仰的温度。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正筹备新展，要把13名抗战老兵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有人问我为什么坚持跟拍老兵，我总会重复那句话：“老兵在，历史就在；照片在，精神就在。”当金东辉穿上军装的瞬间被定格，当王凤和的军礼穿越百年，这些影像早已超越照片本身，成为民族记忆。三十载光影流转，我从军营记录者变成历史守望者。在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红色底片里，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如今每次按下快门，我都觉得是在与历史对话。那些“血捍山河”的誓言，那些“寸土不让”的坚守，我们每个人都应铭记在心。我愿做那个用镜头温暖历史的人，让老兵的家国情怀成为照亮未来的光。因为我知道，当年轻一代能从照片中读懂老兵心中的山河，从军礼中看见信仰的力量时，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就永远闪烁着生生不息的奋斗之光。这，就是我用3万张照片守护的初心。（本报记者刘洪超采访整理）“农民导演”郭宏伟——英雄的故事不能埋进土里我是一名影视工作者，从小就特别喜欢表演，大伙儿都叫我“农民导演郭小二”。其实我就是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上郭乡路家庄的一个普通农民，从小在农村生、在农村长。年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朋友介绍，我在北京边打工边跟着剧组学习，场工、制片、剪辑，剧组里的岗位我几乎干了个遍。摸透了影视制作的门道，忙里偷闲时，我就在心里酝酿剧本，想着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拍摄关注农民和农村的电影。终于，在进入影视圈的第12个年头，也就是2010年，我自筹资金、自编、自导、自己主演，在运城市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河东师情》，从此做起了“农民导演”。202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我在运城市万荣县拍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们讲述的一个个视死如归、以身许国的壮烈故事，让我一次又一次被感动。从此，我心里就装着比庄稼和电影更沉的事儿——把运城市所有健在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都拍下来。我从运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委老干部局找到全市的老兵名单，制定详细的拍摄计划和路线，逐一上门拜访。或许正是一身“土气”，成了我敲开老兵心门的“通行证”。他们看我扛着摄像机、满头大汗地从地里赶来的模样，觉得亲切，不把我当“外人”。聊收成、拉家常，话匣子很容易就打开了。但我的镜头想挖掘的，不只是家常。作为一名导演，我知道，我必须安静地等待，等待他们被某一个问题击中，打开记忆之匣，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老兵走一个少一个，我得赶在时间前面。所以，我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运城13个县市区，拍下近1000小时的素材，记录下400多名耄耋老兵的身影，其中近20名参加过抗日战争。记忆最深的是采访一位名叫郝云雷的抗战老兵。他说自己当年揣着镰刀当武器摸向敌人碉堡，突破了5道防线，躲过伪军，劈开树枝，拨开电网，爬过河道，趁着哨兵不注意，在敌人的碉堡上贴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小郭，你知道啥叫真不怕死吗？”老人说到这里，浑浊的眼里突然迸出光芒，“大字报贴了一张，高炮楼上突然打了一枪，我被敌人发现了！后来我顺着浇地的河跑到了5公里外的姐姐家，在那里躲了十几天。”过去，我一直觉得“抗战精神”是个宏大的词。但现在，我有了答案——老人家当时不顾自身安危，还要把咱的口号贴在敌人眼皮底下，这种以命相搏的不屈，是向死而生的勇气。郝云雷心里装着比生死更大的东西，这种精神，比任何画面都更具冲击力。如今，运城市档案馆委托我整理文字材料，这些故事将作为革命档案被珍藏。农民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这些故事不能埋进土里。我趴在桌上整理文字，逐字逐句校对，总觉得哪个词没写对，就对不起老兵的付出。接下来，我想把老兵们收藏的革命时期物品收集起来，以便将来让更多年轻人通过这些物件，清晰地看见历史、记住历史；另外，我还想把现有的影像素材剪辑成纪录片，把老兵们的照片做成照片墙。其实，我拍老兵的故事，也不是为了当啥导演，就是想当后人指着照片问“这是谁”的时候，有人能说：“这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这是咱不能忘的人。”等纪录片剪好了，我要先给健在的老兵们播放，让他们瞅瞅，自己的故事，能传得很远很远。（本报记者郑洋洋采访整理）90后摄影师史云鹏——镜头下，我读懂了军人的“仪式感”18岁那年，我攥着干兼职攒下的600元钱，在二手市场买下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背着这台相机，我踏上山东肥城的乡间土路，寻找那些曾为国浴血奋战的老兵，用快门为即将远去的峥嵘岁月，留存一份鲜活的历史记忆。最初，老兵于我而言，只是历史长河中模糊的群像剪影。直到遇见路良平爷爷，这份认知才被彻底改写。那是我第一次拍摄老兵，手足无措地站在路爷爷家院子里，他正忙着晾晒玉米，见我来，笑着招呼：“来吧，多拍点。等我走了，这些就是后人们的念想。”这句朴实的话，让我按下了第一声快门，也开启了长达7年的牵挂。7年里，温暖的片段俯拾皆是。路爷爷家种的南瓜从不轻易送人，却总记得为我留一个；我专科毕业时，他特意包饺子招待我，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娃，要接着考学，要为国家做点事。”这句嘱托，成了我专升本路上最坚实的动力。2023年2月，我站在路爷爷的墓前，拍下了我们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里只有墓碑与蓝天，却盛满了无数个午后唠家常的温情记忆。从2017年至今，我已为144名老兵拍摄了超过14万张照片，影像资料塞满了5个硬盘。我拍了老兵9年，和他们也相处了9年。在拍摄肖像之余，我还记录下许多老兵爷爷对党、对国家、对青年的寄语，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镜头下，我读懂了什么是军人的“仪式感”。拍摄郭明生爷爷时，他总是站得如松柏般挺拔。我说：“爷爷，放松点。”他却答：“不行，要站出军人的样子。”张显宗爷爷起初不肯拍军礼照，只因“没戴军帽，不正规”。但当戴上军帽，标准军礼举起的那一刻，他眼中闪烁起光芒，仿佛穿越时空，变回了当年投身革命的热血少年。这些瞬间让我彻悟：抗战精神从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具象在郭爷爷挺直的脊梁里，融进张爷爷对荣誉的极致珍视中，更体现在王德武爷爷面对敏感过往时那句斩钉截铁的“这是组织的任务，我不能说”。这份忠诚与信念，他们用一生践行，从未褪色。随着跟拍的深入，我的记录方式也从静态照片走向立体多元。跟着李其生爷爷的三轮车，我用视频记录下他与老战友重逢时紧握的双手、颤抖的声音。可时光不会停留。今年3月，我去肥城市仪阳街道看望认识多年的马金田爷爷，当时爷爷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没有想到次日便传来他离世的噩耗。144名老兵中，如今已有半数以上离世，但我知道，他们留下的精神火炬，永远不会熄灭。今年恰逢抗战胜利80周年，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天河医院，我与4名老兵爷爷一起拍下合影。望着他们胸前历经沧桑却依旧闪亮的军功章，我瞬间湿了眼眶。常有人问，将9年青春付之于此，值吗？我的答案从未犹豫：“非常值得。”生逢伟大时代，能为守护历史记忆尽一份力，是我的幸运，更是我的责任。我拍摄的许多照片，都成了老兵们最后的“家庭合影”；当我带着这些照片与老兵家属回忆往昔，看着他们眼中泛起的泪光时，我愈发明白这份事业的意义：我们留住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不能忘记的人”，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其实，抗战精神的传承，不是让年轻人记住遥远的硝烟与战火，而是让他们懂得：英雄从未远离，或许就是隔壁那个爱唠叨的爷爷，是菜市场里拄着拐杖慢慢行走的老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握紧他们布满皱纹的手，耐心听他们把故事讲完——这，也是我与144名老兵之间，从未改变的时光约定。（本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制图：徐嘉伟《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01日 第 07 版）

图为位于台山石花山公园内的飞虎队纪念亭。台山市博物馆供图图为南楼七烈士雕塑。赤坎镇政府供图图为郑潮炯。郑维雄供图图为谢创。谢军威供图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侨乡广东江门，这一特点具化成无数感人肺腑的故事——在2000多名飞虎队队员中，95%是美籍华裔，并且大多是江门台山籍青年。其中，祖籍台山的余新贤不仅自己加入飞虎队，还动员3名堂弟和众多美籍华人参战，留下“一门四飞虎”的传奇佳话；据统计，江门五邑籍侨胞的捐款，撑起抗战侨捐总额的“半壁江山”。其中，在南洋打拼的华侨郑潮炯，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劝说华侨捐款支持抗日救国，最终筹得18万元，全部捐给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还有舍身抗敌的南楼七烈士，为了保卫家乡，无惧牺牲，与日寇血战到底；坚守初心的美国归侨谢创，克服艰难险阻，毅然回国抗战，组织父老乡亲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为了祖国、为了家乡、为了亲人，海内外江门籍侨胞勠力同心、共御外侮。拳拳赤子之心怦然跃动，谱写下一曲曲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爱国篇章。美国飞虎队队员余新贤：书写“一门四飞虎”传奇身在美国的他毅然带领公司全员报名参军，像他这样精通中英文的约1600名华人加入飞虎队第14空勤大队和第987特别通讯连，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战1942年，美国纽约。祖籍广东省江门台山的新艺电器公司创办人余新贤，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停止业务，带领公司全员，报名参军。这一年，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烽火在太平洋两岸燃起。余新贤带领公司24名员工，向美国俄亥俄州柏德逊场地第5空军服务司令部递交了申请。凭借出色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全员通过笔试和口试，被录取为无线电修理员。余新贤等人入伍6个月后，飞虎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组建第14空勤大队和第987特别通讯连。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向上级请求，派遣一批精通中英文的技术员，支持中缅印战区作战。得知第5空军服务司令部有一队华人技术员，上级决定将他们整编转入飞虎队，赶赴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余新贤任司令少尉。奔赴中国前，为动员更多抗日力量，余新贤在美国学校、中华公所等地奔走呼号，招募华人青年回中国抗击日寇。他的号召得到了热烈响应。一批又一批华人青年积极应征。最终，约1600人加入飞虎队第14空勤大队和第987特别通讯连，其中尤以台山籍华人居多。这批华人士兵承担飞机维修、通讯、运输及军械管理等任务，飞虎队有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得以频繁强攻日军的补给线。受余新贤感召，他的3名堂弟余新振、余新伦、余新伟加入飞虎队，先后在昆明、桂林、贵阳、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地执行任务，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一门四飞虎”的佳话，自此流传。【后人说】余彦石（余新贤堂孙）：“搜集史料不只是为了保存记忆，更是想告诉我的孩子：你的血脉里，流淌着这样勇敢的基因”每当提起我的三爷爷余新贤，我心里总是涌起一股暖流。当年，他带动大批在美华人青年加入飞虎队，用无线电技术支持抗战，这些事迹给我们后人留下久久的感动。飞虎队威名赫赫，但三爷爷却选择了低调的坚守。生前，三爷爷几乎从不提起参加飞虎队的往事，许多感人的细节和鲜活的历史，还是我们后来从发黄的报纸和档案馆中一点点拼凑出来。1991年，台山石花山公园筑起一座飞虎队纪念亭。石刻上，写着飞虎队的部队番号和老兵们的姓名。峥嵘岁月里的往事逐渐为世人所知。纪念活动期间，余新振、余新伦两位老人捐出了当年的军装、用具。这些珍贵的物件，如今被江门多家博物馆珍藏。祖辈留给我们的，是轰轰烈烈的传奇，也是一种低调而坚韧的精神底色。他们教给我们的，是行动、是责任，也是代代相传的爱国心。如今，我在搜集、整理更多与飞虎队相关的实物。搜集史料不只是为了保存记忆，更是想告诉我的孩子：你的血脉里，流淌着这样勇敢的基因。开平南楼七烈士：“尽忠为国为乡”他们坚守南楼，抵御日寇，在楼内墙上写下铮铮誓言：“……敌人屡劝我们投降，我们虽不甚读诗书，但对尽忠为国为乡几字，亦可以明了……”在江门开平赤坎镇腾蛟村，潭江水缓缓流过一座碉楼的基座——南楼。这座7层高的建筑由当地华侨、侨眷于1913年出资兴建。而今，斑驳的墙体布满碎弹痕、炮弹洞，逼仄的楼梯间内仿佛依稀还能听到80年前七烈士宁死不屈的怒吼——1945年7月16日晚，暮色低垂。潭江畔的南楼内，司徒四乡自卫队的7名队员攥紧钢枪，神情严峻。楼外，3000名日军步步逼近。此时，抗日战争已到末期，占领雷州半岛的日军陆续开始撤退，计划走水路退至广州。位于潭江沿线的赤坎是日军撤退途中的必经之处，因而成为其强攻目标。驻扎在赤坎的国民党部队闻风而逃。面对敌众我寡又无援军的处境，从南洋回乡抗战杀敌的司徒煦、司徒遇二人与司徒旋、司徒昌、司徒耀、司徒浓、司徒丙等5名侨乡子弟毅然决定，坚守控制潭江要冲的南楼，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日军，并掩护其他自卫队队员突围和父老乡亲转移。枪击、炮轰、驱赶周边村庄的俘虏到楼下劝降……日军用尽一切招数，威逼利诱，7名队员始终没有丝毫动摇，在粮食短缺、弹药有限、救援无望的情况下，坚守南楼前后共计10天，射杀日军16人，成功拖延日军借道水路撤退的计划。最后，久攻不下的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灭绝人性地用毒瓦斯炮弹炮轰南楼。7名队员中毒昏迷后被俘，受尽日军酷刑，拒不屈服，英勇就义。他们当中，最大的38岁，最小的只有18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楼七烈士没能亲耳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但他们写在南楼内墙的铮铮誓言在侨乡大地久久回响：“……敌人屡劝我们投降，我们虽不甚读诗书，但对尽忠为国为乡几字，亦可以明了……”【后人说】司徒荣炎（南楼七烈士之一司徒浓孙子）：“保家卫国，这是爷爷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热血追求，亦成为我心中滚烫的青春梦想”父亲告诉我，爷爷司徒浓牺牲时不到30岁，他没读过太多书，心中只有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正是这份信念，让他与其他6人在80年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守卫家乡的坚固堡垒，视死如归。我虽从未见过爷爷，但他的爱国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的成长道路。1982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在广东，许多人下海经商。而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入伍。保家卫国，这是爷爷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热血追求，亦成为我心中滚烫的青春梦想。后来，考军校、退伍后进入公安部门工作，我的每一步职业选择都离不开爷爷的影响。烽火年代，爷爷等侨乡子弟挺起不屈脊梁，誓死守卫家乡；和平岁月，我辈也应恪尽职守，为维护社会安宁贡献力量。每逢清明，我们全家都会延续数十年不变的传统，到南楼凭吊爷爷等七烈士。我也会把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希望他们铭记先辈们为和平所作出的牺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让七烈士的事迹与精神代代相传、永不褪色。东南亚华侨郑潮炯：“义卖到胜利为止”他一包一包地卖瓜子，最终筹得18万元义款，全部交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笔钱，在当时可购买40万斤大米“卖瓜子，请同胞买瓜子。买一包瓜子，就是支援抗日！”抗战期间，南洋街头，华侨郑潮炯背着卖瓜子的布袋，对往来的人群，一声声叫卖。郑潮炯1904年生于江门新会一个贫苦农家，17岁随父下南洋，到北婆罗洲山打根（今马来西亚沙巴州）摆小摊为生。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响起，震动了南洋。听到消息，郑潮炯痛心不能御敌守家，决心义卖瓜子，筹集捐款，支援抗战。郑潮炯在每包瓜子的包装纸上印了这样一行字：“请同胞买建国瓜子，得款系救济祖国孤儿寡妇。同胞同胞莫忘国耻，予决定义卖到胜利为止。”几年间，郑潮炯的足迹遍布南洋多地的戏院、茶楼、码头、车站。他一包一包地卖瓜子，一分一毫地攒捐款，每一笔义卖所得，都记在账上，分毫不取。最终，郑潮炯将整整18万元义款全部交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笔钱，在当时可购买40万斤大米。1939年，噩耗传来，郑潮炯的家乡新会沦陷，日军血洗村庄，30多名亲人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他年迈的父亲。国恨家仇没有将郑潮炯压垮，反而更坚定他的信念。他对妻子说：“日本仔打来了，如果国家没有了，哪里还有家？有国才有家。”那时，郑潮炯义卖瓜子的事迹已广为人知，他也因此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为躲避日军搜捕，他和家人被迫东躲西藏。幸得好心华侨华人的帮助，一家人才得以维持生计。直到抗战胜利，郑潮炯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抗战胜利后，郑潮炯仍未停止义卖。他用所得支援家乡战后重建，以行动诠释了印在瓜子包装上的话——“义卖到胜利为止”。【后人说】郑维雄（郑潮炯侄孙）：“我们有今天，是因为当年有人挺身而出，扛起风雨”我是听着大爷爷郑潮炯的爱国故事长大的，他的言行深深影响着我们后人。当年，大爷爷身为小贩，自己的生活尚且艰辛，但他相信，哪怕力量微薄，也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大爷爷后来为他的5个儿子分别取名社群、社心、社明、社义、社立。每一个名字都寄托着他奉献社会、心系家国的期望。聚微光，成大义。大爷爷的故事，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战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协助博物馆，收集和整理与侨胞支援抗战相关的历史物件与文献资料。我的儿子也主动参与进来，协助扫描老照片、系统整理档案。我们将大爷爷留下的家书、泛黄的全家福，以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年写给我大奶奶钟彩合的信函，都悉心整理、妥善保存，希望留住这段记忆。老一辈人总是习惯沉默，鲜少主动诉说当年的艰难往事。但作为后代，我们深知自己有责任传承薪火，不能让这段历史随时间褪色。不忘来时路。我们有今天，是因为当年有人挺身而出，扛起风雨。“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早已成为我们的家风，代代传承。美国归侨谢创：一人也是一支力量尽管回国后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回到家乡自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战争阴霾笼罩中国大地。美国归侨谢创几经辗转，终于从苏联返回家乡江门开平。自18岁追随家人赴美谋生，谢创阔别故土已十余载。久别重回，眼前景象令他痛心不已。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宁静的生活，父老乡亲生活艰难，街头巷尾时常可见乞讨的年迈老人或幼儿弱女。谢创自己也面临困境。他在青年时期深受革命思想熏陶，在美国时便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于1928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32年，他因坚持为工人发声而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在美国共产党的保送下抵达苏联，进入列宁学院中国班学习，同年转为中共党员。3年后，他踏上回国抗日的征程。然而，时局动荡，环境严峻。谢创回国之后，不幸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何去何从？谢创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人民的利益尽心尽力，决不能在恶劣环境中退缩。他决定，在家乡自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个人也能成为一支力量！打定主意后，谢创积极联系和组织开平各界进步青年，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以敬村建立以敬小学，并以学校为阵地，举办抗日救亡讲座，组织校际文体联谊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同时，他组织当地群众筹建了“青年进德社”“姊妹互助会”“开平教育界社”等群众团体，动员和吸引不少知识青年、农民加入抗日救亡活动中。在与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后，1937年8月18日，关山、谢创、胡思仁、周晃4名中共党员集中在谢创家里召开会议，成立中共开平县特别支部，谢创被选举为支部书记。自此，中共开平地方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后人说】谢军威（谢创儿子）：“父亲为人低调，没有留下太多抗战期间的物件，但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父亲谢创在晚年回顾往事时常对我说，他一生经历了多重考验，包括回国后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孩子。而支撑他克服种种挫折、闯过重重风浪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父亲没有留下太多抗战期间的物件，但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认准方向、坚定不移、绝不摇摆，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年，父亲曾经生活过的老屋经过重新修缮、布展，成为江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无数人前来参观学习。我也多次受邀到江门当地学校，向年轻一代讲述父亲回国投身抗战的故事，并曾赴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查找父亲早年的历史资料，更好还原他在海外参与工人斗争、关心祖国抗战的图景。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重温；每一次追寻，都是一次铭记。父辈的爱国之志、报国之心，让我一生受教。（本报记者 李晓宏 严 瑜 林子涵）《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01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