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墓出土“内乐”漆木虎座。　　范常喜供图武王墩墓所见“乐府”“外乐”“内乐”等文字资料，加深了我们对古代音乐史的认识。随着越来越多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刊布，古代中国早期的音乐面貌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出土了不少“音乐文物”，如编钟、编磬、钟虡、磬架等。部分文物上出现了“乐府”“外乐”“内乐”等音乐机构的文字，对我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武王墩墓椁盖板上、椁室内侧墙板及底板上发现了大量墨书文字，这些文字标示着椁室每根板的位置、次序和椁室的功能，其中“北乐府”“中乐府”便是音乐机构的名字。“乐府”机构名称早已见于出土资料。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发现了一枚编钟，钟钮上刻有“乐府”二字。这不仅佐证了秦代已设有“乐府”机构，也纠正了《汉书·礼乐志》中汉武帝时“乃立乐府”的记载。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神禾塬秦陵园发现了“北宫乐府”残石磬，认为该磬应是咸阳宫殿区北宫的一套乐器，并推论“乐府”的建立应该在战国晚期或略晚一些。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秦代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又发现大量石磬残块，其上亦多见“乐府”“北宫乐府”等铭文。西安相家巷遗址陆续发现的秦封泥也有“乐府”这一职官，如“乐府”“乐府丞印”等。这些出土文字资料进一步证明了秦代“乐府”的存在。秦汉简中也有对“乐府”的一些记载。比如，2015年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律令中也有与“乐府”相关的内容，如“虏学炊（吹）……沂阳及在左乐、乐府者，及左乐、乐府讴隶臣妾，免为学子、炊（吹）人。”此处简文是对左乐、乐府两个机构及其他县区中具有演奏乐器技能人员的规定，使我们对秦代“乐府”机构中的人员构成加深了认识。2006年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则记载了西汉初年“乐府”职官的秩级，与“寺”“车府”“内官”等“秩官各六百石”。由于汉承秦制，故此推测，秦时的“乐府”职官的秩级可能亦如此。武王墩墓所出“北乐府”“中乐府”等文字资料说明，当时的楚国设有“乐府”。照此看来，战国时期的其他各国很可能也设有这一音乐机构。武王墩墓还出土了一对青铜立虎钟虡，其上刻有“阜平君外乐”等文字。传世文献中虽未见“外乐”一职，但在出土秦封泥及张家山汉简、胡家草场汉简、益阳兔子山汉简等有所体现。秦封泥中仅存“外乐”官名，缺乏前后辞例，故研究者对于其具体职掌及其与“乐府”的关系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奏谳书》为“外乐”提供了前后文语境，但研究者对其所属及掌管事项仍存在分歧。根据《二年律令·秩律》简文可知，汉初“外乐”秩级是八百石，“乐府”是六百石，“外乐”秩级明显高于“乐府”。《奏谳书》中记载，秦王政元年十一月，一个名为“讲”的刑徒到“外乐”官署服更卒之役。此案例再次印证了秦时已有“外乐”官署，而且这一官署具有管理乐人的职能。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7号井出土的西汉初年汉律木牍上，出现了“外乐律”的名称。“外乐律”的律文则见于胡家草场汉墓出土的法律简，该律文规定了汉代宗庙祭祀时雅乐舞蹈的乐舞人数、选取标准和教授人员等。这说明当时的“外乐”职掌宗庙祭祀所奏雅乐。“外乐”律的发现填补了西汉法律文书材料的空白，对研究当时的宗庙乐舞等礼仪制度十分重要。武王墩墓出土的青铜钟虡上的“阜平君外乐”铭文，具有明显的三晋文字特征。“阜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阜平县附近，战国时该地曾先后属中山国和赵国，故铭文此处的“阜平君”可能是中山国的封君。该地区被赵国吞并后，阜平君的宗庙乐器亦被赵人掳走。楚考烈王熊完曾于公元前257年命春申君率兵救赵，接着又救魏国于新中，并进攻秦国汾城，大破秦军。此举延续了赵国国祚，属于大恩。楚考烈王去世，赵国很可能会有赙赗。因此，这两件“阜平君”钟虡不排除是以这种方式被葬入了武王墩墓。武王墩墓出土漆木虎座上还书有“内乐”二字，为出土文献中首见。学界在讨论“外乐”时多涉及与之相对的“内乐”，或从空间角度理解，认为其为行政中枢与王室生活中心以内职掌乐事活动的机构；或从音乐类别的角度理解“内乐”，认为其职掌宫廷、宴飨之乐。其实，“内乐”或可从古玺、封泥中与“内”“私”有关的职官名中得到解释。玺印、封泥中多见“内府”“内官丞印”“大内丞印”“内史之印”“私府丞印”“北宫私丞”等印。此外，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也有相关内容：“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觱。”研究者大都认为与“内”有关的职官执掌都城及中央政府的事务，与“私”有关的职官则服务于皇室生活起居。据此推测，“内乐”或负责楚王室宫廷、宴飨等乐事活动。后代传世典籍中也有“内乐”一职，如杜甫《千秋节有感二首》：“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唐代教习音乐、管理艺人的“教坊”也分内、外，“内教坊”设在宫廷中。这些记载中的“内乐”很可能与武王墩墓文字资料中的“内乐”有相承关系。综上所述，武王墩墓所见“乐府”“外乐”“内乐”等文字资料，加深了我们对古代音乐史的认识。近年来，有不少“乐”类出土材料得以刊布，如上博简中的《采风曲目》、清华简中的《五音图》《乐风》、王家咀简中的“乐谱”简等。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刊布，古代中国早期的音乐面貌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范常喜 郭文静）（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20日   第 07 版）

图①：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九鼎八簋。　　图②：安徽博物院藏铸客大鼎。　　图③：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的方座形器。　　以上图片均为张昌平提供目前所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及其墓葬，可大体勾勒出楚国历史的发展。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经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安徽淮南寿县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备受瞩目。在墓葬东一室堆满的青铜礼器中，有一件大鼎口径88.9厘米、通高111.5厘米，略大于此前李三孤堆大墓楚铸客大鼎87厘米的口径，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楚铸客大鼎重达400千克，是此前已知的周代最重的大鼎。楚墓出土体量重大的青铜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左传》记载春秋中期楚庄王北进中原、向周使问鼎之大小轻重的故事。武王墩一号墓和李三孤堆大墓的墓主据考为楚国的两位末代国君楚考烈王和楚幽王，约为公元前3世纪后期。武王墩大鼎与楚铸客大鼎巨大的体量，显示楚国在其末年仍然掌握大量青铜资源、能够生产大型青铜器。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241年楚迁都于寿春，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灭国，楚国在寿春城定都不足20年。考古工作表明，在今寿县一带的寿春城遗址、武王墩墓地，属于战国晚期的楚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当年楚国社会经济活动相当繁盛。考古发现还表明，当时楚国大量使用爰金这样的黄金货币。在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器形模仿竹节，铭文错金，是战国晚期楚王发放的免税凭证，佐证了当时的贸易活动较为活跃。青铜器是商周时期贵族身份等级的物化标识，高等级青铜器群的发现地反映了高级贵族的活动区域。目前所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及其墓葬，可大体勾勒出楚国历史的发展。西周中晚期一些楚国国君的青铜器，以及在宜昌万福垴发现的鸟纹大鼎和楚季编钟，都具有长江流域青铜器特征，表明当时楚国的中心在江汉地区。大冶铜绿山矿区发现四方塘春秋早中期工匠墓地，其文化性质属于楚文化，说明当时楚国已开始控制青铜这一战略资源。河南淅川下寺和南阳市区两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分别出土大量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应该是楚国北上争霸中原、政治中心北移的反映。荆州纪南城规模宏大，周边分布数以万计的楚墓，是战国早中期楚国都城的印证。这一时期的荆州天星观和望山、荆门包山、枣阳九连墩、信阳长台关等高等级贵族墓，墓穴规模宏大，其内随葬大批青铜器，不仅反映了铁器使用背景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展示了楚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的楚国完全控制了大冶到铜陵之间长达300余公里的铜矿带资源，掌握着青铜资源的生产和供应，拥有富甲诸侯的最大资本。战国中期楚国疆域范围西抵巴蜀、东掩吴越而至东海，成为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广大者。楚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开始形成自有的文化特征。楚国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青铜器文化特征比较明确，其中低层贵族先后使用过鼎、敦、壶或者鼎、盒、壶的礼器组合，其中鼎都带盖，是春秋中期新出现的器形。这些新的组合方式，也代表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楚国的高级贵族使用一套传统的列器组合，按等级使用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同时也使用多套的鼎、敦（盒）、壶组合。武王墩一号墓青铜礼器使用的是高等级的器用制度，该墓出土多套以盖鼎为关键的组合，但九鼎八簋的组合则为一套。鼎簋组合中的升鼎，器形为平底束腰，簋则是方座带盖，是这类楚式礼器程式化的形制。相较于齐、晋等传统周文化国家，战国时期的楚国更为遵循传统礼制。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和周边诸侯国的政治文化频繁互动，楚式青铜器影响到楚国之外的更大区域，被学者们称之为楚系青铜器。楚系青铜器率先发生在汉水淮河之间，春秋中期及其后的曾国青铜器，一直都与楚国青铜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战国时期曾国国君墓葬曾侯乙墓、擂鼓墩二号墓都随葬楚式的九鼎八簋。楚系青铜器在春秋晚期开始影响江淮和吴越等地区，战国早期开始向西影响巴蜀地区。成都新都马家乡战国墓出土5件形制相同的楚式盖鼎，其中一件铭文鼎是楚国青铜器，其余4件是蜀文化模仿的楚器。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一件方座形器，是在一件典型的楚国青铜器上加铸四角的人形支座和顶部立柱，加铸部分呈吴越文化风格。楚、吴、越还大量生产形制相似的青铜剑，成为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楚国是东周时期青铜器出产量最大的诸侯国。楚国贵族墓葬，楚国附庸国如曾国、蔡国贵族墓葬，都随葬大量青铜器。曾侯乙墓随葬包括有名的曾侯乙编钟等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0吨。曾侯乙作为当时的小国国君能拥有如此大量青铜器，除了楚地丰富的青铜矿冶资源之外，铸造技术发展并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也是重要原因。春秋中期之后，青铜器铸造普遍采取分铸、焊接技术，将一件青铜器分解成多个部件独立生产，再连接组合成形。青铜器上附着的动物装饰，也是通过类似方式加工。学者研究表明，曾侯乙尊上有34个附着部件，是通过56次铸接和焊接连成一体。在增加工序、降低难度的同时，还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有如现代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楚系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各种变形龙纹是东周时期楚系青铜器常见的纹饰，将这些纹样用模印的方式布置到铸造的陶范上，从技术层面提高了生产效率。曾侯乙编钟中下层一号甬钟和楚惠王赠送的镈钟，龙纹构图近似，模印方式相同，体现了楚系青铜器生产技术的交流。由于战国时期青铜礼乐器越来越有象征意义，许多青铜礼器甚至不再进行器表装饰。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生活用器则有更多的追求。青铜带钩、青铜镜等用品，以及钫、樽等容器，多作实用，器表装饰性往往较强。这类青铜器的纹饰多见勾连云纹等新的构图方式，是战国晚期青铜器的高光之作。楚系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楚系青铜器的扩散实际上是楚文化对外施加的影响。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占据江汉地区，春秋晚期向东与江淮、长江下游地区强烈互动，战国早期向西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交流，反映各区域上层社会对楚国文化价值的认同。可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经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张昌平）《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20日   第 07 版）

日前，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以“为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为主题，来自非洲国家的政要、中非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负责人围绕产业合作、人才培养和绿色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共商中非地方交流合作。与会嘉宾们表示，期待不断拓宽中非务实合作，巩固双方友谊，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期待与更多中国企业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中非地方政府结合自身产业和区位优势，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中非合作之路，助力中非产业融合发展。在产业合作分论坛上，中非双方嘉宾就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合作进行热烈交流。“我们组织了一个非常大的代表团来参加本次论坛，期待与更多中国企业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加纳阿散蒂省省长西蒙·奥塞—门萨表示，阿散蒂省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市长雅各布·马富梅表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促进了津巴布韦的发展。“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以及数字转型方面的合作。”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在非洲国家开展了新能源发电、仓储物流、渔业加工等多项业务。该公司董事长侯建雄表示，中非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方高质量推动对非贸易投资，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同时推进跨境电商等新业务，将进一步助力非洲发展、改善当地民生福祉。在中非发展基金董事长王少丹看来，中非在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领域保持密切合作，有效支持非洲国家提高农产品产量、提升加工制造能力。近年来，中非在创新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增多。中非发展基金愿与各方一道，为中非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作出新贡献。“不断创新人才培养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在肯尼亚、南非和埃及建立研究基地，开展多项联合研究；吉林农业大学与赞比亚大学共同运营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教育、科研、减贫惠农等领域，中国持续助力非洲培养更多本土专业人才，为中非合作积蓄人才力量，让中非友谊代代相传。“中国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各方面治理成效显著。”南苏丹琼莱州副州长阿通·尤克表示，双方可以在公务员培训以及教育、健康、医疗等领域开展更多人才培养合作。她将着力推动琼莱州与中方伙伴联合共建技术学校，培养优秀技能人才，助力南苏丹经济发展。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主任刘俊文介绍，近年来，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对非研修班，分享中国减贫理念和经验。“今年5月，中心举办了首届非洲基层干部减贫交流研修班，探索面向非洲基层干部开展减贫培训，设立驻村第一书记等举措受到非洲学员的关注与好评。”刘俊文说，“未来，中心将继续围绕减贫和乡村振兴主题，不断创新人才培养合作的内容与形式。”纳米比亚霍马斯省省长劳拉·麦克拉德讲述了霍马斯省与中国江苏省友好合作的故事。她表示，希望纳中双方开展更多人员互访、技术培训等民心相通和能力建设项目，传承纳中传统友谊，为两国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广州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李明根介绍，自2021年以来，学院面向非洲国家开发了16个专题培训课程，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家培训3500余人次。未来将从搭建职业教育合作云平台、携手中非企业培养定向人才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共同推动中非绿色科技合作迈上新台阶”中非携手实施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等“九项工程”，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绿色创新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们深入探讨绿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极寻求中非在新能源、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机会。“未来属于拥抱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赞比亚卢萨卡省省长谢尔·穆利亚塔表示，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也鼓舞着赞比亚。“赞比亚可以向中国学习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市市长埃米尔·纳孔波介绍，班吉市面临植被退化和水资源保护的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借鉴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促进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坦桑尼亚正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和数字创新。”坦桑尼亚总统府省级行政和地方政府事务部长穆罕默德·奥马里·姆琴盖瓦表示，坦桑尼亚希望与中国在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出更具包容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与非洲科学院共同发起“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倡议，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在非洲试种推广绿色超级稻，与埃及共建农业绿色发展联合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展的相关合作项目令与会人士印象深刻。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钱钰介绍，该院积极开展对非科技合作，促进非洲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高效发展，助力减少饥饿和贫困。“未来我们将与非洲多国科研机构联手，共同推动中非绿色科技合作迈上新台阶。”（本报记者 洪秋婷）《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20日   第 04 版）

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每天上午10点，饲养员会向每只成年大熊猫投食30公斤至50公斤鲜竹，大熊猫吃完后会剩下15公斤至20公斤残竹。这些残竹并不会简单地被作为垃圾处理，而是通过工作人员回收、打捆、装车，送往造纸厂，经历一段“变废为宝”的奇妙旅程。货车司机告诉记者，他们平均每隔五天会来统一回收这些残竹。经过约两小时车程，这些残竹会被送往位于四川乐山市的一家造纸厂，然后再经过洗选、蒸煮、高温消毒等大约60道环节，把其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并最终加工成纸巾。据了解，这家纸厂每年会回收近500吨大熊猫吃剩下的竹子，因此生产出来的纸巾也被亲切地称为“熊猫纸”。记者：薛晨、余里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

央视网消息：除了梦幻冰雪馆和中央大街，今夏的“尔滨”还依靠推陈出新的美食和热辣滚烫的烟火气俘获着万千游客的胃。提起师大夜市，哈尔滨人都不会陌生。20年来的积淀早已让这条全长593米的小巷发展成为拥有460余家小吃摊位、汇聚各地美味、日均客流量万余人次的网红美食打卡地。随着“尔滨”避暑游不断升温，师大夜市进入了一年当中的客流旺季，单日客流规模也在不断刷新纪录。张明杰在师大夜市摆摊卖烤猪蹄11年，她算了一笔账，在眼下的旅游旺季，自家店铺平均每晚能卖出500份烤猪蹄，日均流水近万元。低廉的摊位价格、宽松的营商环境，持续的客流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增收致富的机会，也吸引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商户投资创业。晚上七点半，在哈尔滨市一家老字号餐厅，大堂等位的食客依旧门庭若市，这家餐厅平均每天至少卖出600盘锅包肉。运用“冰雪游”火爆的经验，哈尔滨持续优化产品供给，全方位满足游客需求，实现从“一季火”到“四季红”。进入暑期，哈尔滨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2024暑期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哈尔滨上榜“省会城市暑期旅游订单增速Top榜”，位列第五名。